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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title>Bluemask Blog</title>
<link>http://bluemask.net/</link>
<description>来自bluemask.net的最新blog发布</description>
<pubDate>2003-08-24 16:00:00</pubDate>
<language>zh-CN</language>
<copyright>Copyright 2011 bluemask.net.</copyright>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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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title><![CDATA[乱]]></title>
<dc:creator>阿斯龙</dc:creator>
<description><![CDATA[一切是那么乱以至于。在报到的前一天我还没寻找到应有的心情！
校园是那么的熟悉，在数个月后我却在心中疏离了他！换了身份！从学生变换成教务多少让我有些无所适从。学生从身边走过时也会喊一声老师，这是几个月前我干的事情，只是脑海中教务科处理不完的文件在等着我！那一堆一堆的卷宗，让我感到头痛。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！这和我的理想是相差多么的远！或许人的生存就是在追寻烦恼吧！我只能在心中这么说服自己！或许更像欺骗！但是我只能选择向生活低头！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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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link><![CDATA[http://bluemask.net/p/96/]]></link>
<pubDate>2003-08-24 16:00:00</pubDate>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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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title><![CDATA[我的历史]]></title>
<dc:creator>阿斯龙</dc:creator>
<description><![CDATA[前几天我在别的网站寻觅到了一篇文章，文章的内容涉及到了我的专业，这引起我的注意和探讨的兴趣。为此我特地为米米及各位好友转来。并补充几点吧！




说说雍正-疯狂影子
谈历史有时候是件很无可奈何的事情，因为实在是没有用处，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。很多人以为，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，靠历史是没有用的，只能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所以并不怎么重视历史。其实，天下事万变不离其宗，都是人和人在倒腾，事情变了，规律并没有变，就看人能不能活学活用了。 

　　大部分情况下，我们遇到的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借鉴，当然，“以史为镜”也不是那么简单的，看看我们几千年的过去，有多少学者能称得上是真正明白了历史，又有多少帝王接受了历史的教训，结论就不言自明了。 

　　然而，更麻烦的事情在于，你明白了又能怎么样，很多事情明白归明白，做归做，所谓“身在江湖身不由己”、“看的破忍不过，想的到做不来”的事实，不知凡几。 

　　建国以来，我们实在拿不出象回事儿的历史学家，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，原因没有什么好说的，不说也罢，希望以后会改变吧。 

　　读历史，首重不因文解意，拘泥记载，要“顶门之上别具一只眼”。因为历史上的记载也是人做的，无法排除人为的因素，一定要多方考证借鉴，不为一家之说所迷惑，而且不能被记载的表面说法所误。换成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要“透过现象看本质”，大部分真相是隐藏在记录的背后的，如果“为眼所瞒”，那就要为方家所笑了。司马公说“藏之名山”，以待来者，其中的难言滋味，还是很值得琢磨的。 

　　好了，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，似乎还没有说到正题，那么就言归正传吧。 


　　清朝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朝代，和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，说起来未免有些难言。然而，清朝的前三个皇帝又可以说是中国数千年来为数不多的好皇帝，人又是满而非汉，所以说起来就更难言了。 

　　雍正可以算是清朝最不好说的一个人了，关于他的各种各样的说法无不争论不休莫衷一是。我不是搞历史的，分析方法可能或科班出身的人不同，而且资料严重不足。我的读书习惯又不好，大部分都是读过了就不知道再去哪里找了，只能就手头的一些大概说说吧，若有缺失错漏之处尚请海涵。 



　　（一）继位 

　　雍正继位是他从生前到死后一直背负骂名的重大问题，史学界至今也没有公认的结论，不过从我们能够得到的历史和研究资料来看，也可以说是已经水落石出了。 


　　康熙到底想传位给谁？ 

　　康熙一朝，立储几度变更，争位极其激烈。开始是太子，后来因为他的势力不断扩张，与康熙自己的权力产生了纠纷，而且矛盾不断激化，以至于康熙要时刻提防自己为他所害，“昼夜戒慎不宁”。（实际上，很可能是误解）结果先后两次把他废黜，此后皇太子之位长期虚置。虽然，康熙曾对大臣们说：“朕万年后，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，必令尔等倾心悦服，断不致赔累尔诸臣也。”（这可以说是做皇帝与臣子的知心话，大家可以从这些话里体会出很多味道。）可见康熙心目中已有人选，只是防止出现以前的情况而暂不透露罢了。另外的可能就是他心目中不只一人，有待继续考查。一般认为，当时最受器重的是雍正和十四子，二者必居其一。 

　　雍正一直受康熙钟爱，八岁就随父出塞北巡，十岁出猎受封贝子，三十二由贝勒而封和硕雍正亲王，雍正之名也是由此而来。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，雍正先后二十二次参与祭祀，居诸皇子之冠。他也参与戎事，比其他皇子有更多机会过问国家政治、钱粮或皇家内部事务。在康熙生前，雍正已经为康熙批阅奏章，可以看出康熙对他的信任和培养意图。雍正的字力学康熙，也是雍正的聪明之处。另外，康熙十分钟爱雍正的儿子弘厉（即后来的乾隆），或许也对其父有所帮助。康熙曾言乾隆“福将过予”，可能也有暗示的意思。 

　　另外还有一些证据，可以看出雍正是康熙心目中的人选，但是并不足以说明雍正就是唯一的选择。 

　　关于十四子的各种资料我在这里就不列举了，同样，他也应该是人选之一。 

　　至于其他人，比较重要的有皇太子、皇长子、皇八子，都因为各种原因在康熙生前就已经失宠，虽然其中有康熙的处理有失当之处，毕竟以成事实，且和本文无关，就不多说了。 

　　其实，我们没必要为康熙想立谁为储争论不休，除了康熙自己，那是没有人说的清楚的。不管他派十四子西征的用意何在，是不是没来得及召回他继位，我们能够确定的只能是“二选一”的结论。历史已经把机会给了雍正，我们又知道了康熙心目中雍正也是一个合格的人选，这就够了。 


　　得位迷案 

　　最扑朔迷离的还是这一段，传说也最多。 

　　矫诏夺位说。矫诏的说法其实有很多种，“于”“十”改字之辩其实迹近玩笑漏洞百出不值一哂，若无其他佐证，实在是没有提的必要。只是因为有了其他相关的说法，在这里也就说说。 

　　第一种是就是改“十”为“于”，这种说法要或第二种说法合起来才有可信之处，第二种就是改“祯”为“禛”。 

　　其实这两种说法都难以成立。其一：“于”字在当时并未通用，还是繁体字的“於”，在关系重大的遗诏之中怎么会用？其二：当时的行文制度，皇子称呼前一定有“皇”字，在提到时，应该是“皇十四子”，改“十”为“于”则变为“皇于十四子”，怎么理解？其三：“祯”与“禛”虽然字形相近，但改了要不露痕迹恐怕并非易事，雄才大略的雍正怎么会做这样的笨事情？还不如不用。其四：康熙是满族人，遗诏应该是用满文或满汉两种文字，用满文宣读，怎么改？其五：乾清宫“正大光明”匾额后的密封锦匣制度，其实是创制于雍正，是他从自己得位的惨烈得出教训而“以备不虞”建立的，康熙时代根本就没有这个办法，由何而改？ 

　　第三种是去“十”说。说的是康熙临终前，想传位给十四子，但因为舌头已经不灵光，说到“十”字，停顿了一会儿，方才说出“四子”二字。这样，隆科多就有了机会，故意漏说“十”字：“皇上有旨，诸皇子到园，不必进内，单召四皇子见驾。”类似还有一说：康熙临终时，诸皇子在宫门外，隆科多独受命于御榻前，康熙书“十四皇子”于掌心，俄而崩，隆科多抹去“十”字，雍正得立。 

　　第四种。康熙病中降旨召十四子来京，谕旨为隆科多截隐，十四子因此未到，隆科多即假造圣旨，立雍正。 

　　这第三四种说法都有可能，不过也明显可见牵强附会之处，过于想当然，很有些有了结论再编造故事的味道。隆科多既非内阁大学士，又非兵部主管，由他一手遮天矫诏立帝，未免过于戏剧化。至于是否确有其事，恐怕只能作为历史之迷了。 

　　除矫诏夺位说之外，还有杀父夺位说。说的是康熙病重，本来已经见好，结果雍正进了一碗参汤，康熙就此驾崩。此说也经不起推敲。其实，康熙于医药可以算是内行，据说和能自己给自己开药。他的“起居注册”之中，就说道：“南人最好服药服参，北人于参不合，朕从前不轻用药，恐与病不投，无益有损。”再说，康熙一向怕被人暗算，戒备极严，下毒恐易事。当时，康熙年老体弱，由感冒引起并发症终于不治，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 

　　“清世祖实录”中记载，康熙帝临终，把几位皇子或重臣召至御榻前说：“四子胤禛，人品贵重，深肖朕躬，必能克承大统，着继朕登基，即皇帝位。”可见，康熙临终时隆科多独自伴君一说，是极难成立的。 

　　其实，若康熙想立十四子，就不会让他长期滞留西北，也不会明明知道隆科多是雍正死党，还让他手握禁军，于身边朝夕与共了。派十四子西征，更可能是明为重用，实为放逐，避免夺嗣。留隆科多，则是为雍正保驾护航，历代传位之事，禁卫军都是举足轻重的，康熙一代明君，岂有不知之理。 



　　（二）雍正之狠：杀弟、杀隆科多、杀年羹尧 

　　（我发觉再这样写下去麻烦大了，所以以下简单写了。） 

　　世人对雍正的苛评多来自于他杀弟和诛杀继位功臣隆科多和年羹尧。 


　　杀弟 

　　雍正继位之后，实际上皇位并不安稳，诸皇子反对他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，他别无选择，只有采取断然措施，清除异己势力。 

　　在这个过程里，他其实也显示了他的高明。比如，他并不先对付势力最大的皇八子，而是发表他为“总理事务”的大臣之一，又封他为“廉亲王”、兼“理藩院”尚书。他对付十四和九皇子的军权，也处理的可圈可点。这些在这里不再多说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查阅史料。 

　　他改自己的弟弟名字为“阿其那”（狗）、“塞思黑”（猪），未免有些过分，难逃刻薄之评，然而也能看出来他对他们的恨意极深。争夺皇位，自古就是生死之争，胜者为王败者贼，谁也没有办法，换成其他人得了王位，雍正的下场未必好的到哪里去。历史上因此而弑父杀亲的比比皆是，不说也罢。 

　　他到底有没有杀他们，也是没有定论的历史之迷。雍正自己也说，他们的死“实奇事也”、“二人之死实系冥诛，......朕尚未加以诛戮也”。但是他也说：“朕之弟兄及诸大臣一切过犯，无不施恩，岂意众人并不知感。百日之内，淆乱朕心者百端。......夫启朕杀人之端也。...其人族灭犹不足以蔽其辜矣！”、“朕只论阿其那、塞思黑有必可诛之罪，有必当诛之理，而断不避诛阿其那、塞思黑之名也。”，可见他对杀弟之事并不否认推塞，他自己说“不辞亦不受”应该是老实话。（也可见雍正比较喜欢说实话讲道理，要不然哪来“大义觉迷录”那种“自白书”。做皇帝的对付政敌，杀了就杀了，有什么好解释的。那不是愈描愈黑吗？） 

　　（后来据说，根据溥杰提供的线索，证明杀弟确实是雍正所为，也许可以作为定论。） 


　　杀隆科多、杀年羹尧 

　　这二人应该是雍正继位的大功臣，没有他们，可以说就没有了雍正。可惜，历代这样的功臣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，无论忠奸都难逃此劫，何况这二位也不是什么好鸟。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，我就不再列举，只说说他们本身。 

　　隆科多是孝懿皇后的亲弟弟，是真正的“国舅”，雍正一向称他为“舅舅”。雍正开始任命他为“总理事务大臣”、吏部尚书加太保、袭继“一等公”爵位，可算是极得宠幸。然而他“自恃拥戴之功，骄恣揽权，遭世宗猜忌”，终于在雍正五年被处永远监禁，次年死于禁所。他的儿子也被免职，发交他管束。可惜我在“清史稿”中没有找到他如何“骄恣揽权”的记录，也懒的找了，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皇亲兼权臣一定有其过分的地方。其实雍正对他也不算亏待，居然没有杀他，让他安度晚年，只是夺了他的权而已。如果象野史所说，雍正靠他篡位怕他说出来才对付他，为什么不杀人灭口？弟弟都已经杀了，再杀个臣子算什么？他比年羹尧幸运多了。 

　　雍正继位，文靠隆科多，武靠年羹尧。年羹尧官至四川总督、川陕总督、抚远大将军，加封太保、一等公，可谓位极人臣，后来被削官夺爵，列大罪九十二条，赐自尽。 

　　年羹尧的死被野史附会的玄乎其玄，说他三天内连接十八道圣旨连降十八级最后还是难逃一死，说他被削兵权后，夜观天象，浩然长叹曰“不谐矣”，始改就臣节。 

　　有人说年羹尧死于知道篡位内情，是雍正卸磨杀驴，也许有一定道理，不过与其这样说，不如说他恃功自骄、专权跋扈。 

　　传说年羹尧有一副对子，上联是“不敬师尊，天诛地灭”，下联是“误人子弟，男盗女娼”，可见他的性格。又传说他对老师很尊重，有一次陪老师吃饭，厨子端上一盘鸭掌烧豆腐，是这位师傅喜欢吃的，太烫了，把老师给烫着了。年羹尧把筷子一放，眼睛一瞪。过了一会儿，厨房端出一个人的人头出来，另一说法是一只手，那位厨子被砍了。可见他做事情已经到了什么程度。（关于年羹尧的故事很多也很有意思，有机会说给大家听。） 

　　当时年羹尧不但“恃功自骄、专权跋扈”，而且乱劾贤吏、苛待部下、任人唯亲，引起朝廷公愤。他当时在军中或川陕用人自专，称为“年选”，雍正都不敢不不同意。他在雍正面前也“无人臣礼”，不太尊重。他在西安总督府时，装饰衣着四爪龙、蟒袍，与宫廷相似，在与督抚、将军往来的咨文中，擅用令谕，语气模仿皇帝。（还有许多，不列举了。）试问，这样的臣子，哪个皇帝能够容忍？况且年羹尧还曾经与道人、占象人密议称帝之事，有自立谋反之心。 

　　另外，年羹尧之死和他妹妹可能也有关系。年的妹妹是雍正的妃子，妹妹死了不到一个月，年羹尧就垮了台。 



　　（三）大义觉迷录与文字狱 

　　我记得曾经在某个网站上看到过大义觉迷录的资料，当时并没有注意，这次用到了想找给大家看看却百寻不获，不然大家可以看看原文，遗憾！ 

　　大义觉迷录的起因是一个落第书生曾静。这曾静是典型的书呆子，文章写的倒也过得去，只是不通世务。他的可钦之处是甘冒死罪劝人造反，可笑之处是居然去找岳钟琪帮忙。曾静看了吕留良关于“夷夏之防”的论述，非常感动，就叫他的弟子带了一封信给岳钟琪。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，曾静居然以为他能继承岳飞抗金的遗志，灭掉清朝。其实岳钟琪生于清朝长于清朝，替清朝立了很大的功，官又做到了川陕总督，怎么会几百年前的事情叛乱。这时候明朝也已经亡了一百年了，他对复明自然也没什么感觉。于是他一边假意答应反清，一边暗中报告了雍正。雍正读了曾静的信，也读了吕留良的遗著，认为是思想问题，就亲自编了一部“大义觉迷录”回答这些问题，里面包括了曾静的供词、雍正在雍正四年九月颁的诏书、与曾静“改悔”以后写的一篇歌功颂德的“归仁录”。 

　　曾静在给岳钟琪的信里，指出雍正的九项罪恶：窃位、逼母、弑兄、屠弟、贪财、好杀、耽酒、淫色、诛忠用佞。大家从他举出的九项也可以看出他读书之呆。 

　　其实雍正对曾静这么不客气的说法，并没有怎么介意，他所编“大义觉迷录”的内容也相当坦白，堪称雍容大度，就算是因为统治的手段，也是很不简单的宽容了。大家可以和历代甚至现代同类事情比较一下，就应该明白我的说法。 

　　雍正在“大义觉迷录”中，自认为”夷“，把清朝也称为“外国”，这相当于说自己是窃国，否认自己政权的合法性，有些坦白的过分了，也可见他的胸怀是很博大的。后来乾隆把“大义觉迷录”列为禁书，全数收回，更可能的原因在这里。 

　　雍正说：曾静“讥诽止朕一人”，吕留良则“上诬皇考之圣德”，“于本朝祥瑞事迹概隐匿不书，而专造作妖诬，布其私愤”。从现在的观点看来，应该说还是很公允的。 

　　雍正说：够不够做皇帝，要看某人的“德”，并不问此人生在什么地方，“舜为东夷之人，文王为西夷之人，曾何损圣德？”，“何得以华夷殊视？”，其实就是民族平等、人人平等，现在再看，是很有道理的话。 

　　他还说：写文章的人“著劝戒于简编，当平心执正而论，对于外国人受大统之君，其善恶尤宜公平书录，细大不遗。......”，“若故贬抑淹没，略其善而不传，妄载言诬其恶，以为中国之君既生中国，自应享有令名，不必修德行仁，自　郅治之隆；而自外国入承大统之君，以为纵能夙夜励精，勤求治理，究竟无载籍之褒扬，为善之心因以自怠，则内地之苍生其苦岂有底止耶？”这些，确实是实实在在的真心话，也确实是实实在在的道理，今天我们看来，仍然能感觉到他无可奈何的心境，苦口婆心的劝谕。 


　　（呵呵，真的不能再这样写下去了，受不了了。以下一切从简。） 

　　 

　　文字狱 

　　其实在雍正一朝，文字狱比乃父康熙乃子乾隆都要宽大的多。 

　　在当时为了加强统治，文字狱是免不了的。康熙在康熙三年杀过浙江庄家七十几人，这个看过“鹿鼎记”的朋友都应该知道，那美丽的庄夫人就是这件案子的受害者。康熙五十二年又杀了戴名世等几十人。 

　　乾隆就不用说了，他即位不久，就把曾静张继凌迟，一生中大兴文字狱，比他的父、祖都厉害的多。而且惩治对象绝无吕留良等明明白白反清的著作，均只是一字一句触犯了他的忌讳而已。 

　　雍正最著名的文字狱是“维民所止”案，犯案的是和金庸有关系的查嗣庭。雍正把他的他的儿子逮捕，结果他们气死在牢里。雍正把他的其余四个儿子，杀一个，充军三个，一兄一弟、几个侄儿，也充了军。此外，别无株连，后来又放回了他的哥哥查慎行。 

　　雍正七年，又有一个写文章梦想分封诸王削弱中央集权的人被杀，居然不明白那样一定导致天下大乱重启战火，这种不识时务的人杀了也不算冤枉。 

　　 

　　 

　　后面的几部分，本来想好好写的，实在是太累了，查询资料也太麻烦，我可没有雍正那励精图治的精神，就大略了。 


　　（四）雍正改革与肃清贪污 

　　其实大臣的贪污情况，康熙也清楚的很，只是康熙比较心软，又照顾自己的部下，不忍处理他们。他在财经方面的功夫，也远不如雍正，办可能也力有所未逮。 

　　搞改革，办贪污，从来都是火中取栗自讨苦吃，没有人会有好下场，数千年历代莫不如此绝无例外。雍正一代明君，居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背负骂名也算是咎由自取。如若换成本人，一定装聋作哑或者撒手不管，享我的清福去了。免得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，还要遗臭万年。 

　　算了，只列举他的若干政策罢了，没兴趣的朋友可以不看。 

　　雍正元年四月，复日讲起居注官。(现在哪个做官的敢这样？呵呵。。。）下令“除山西、陕西教坊乐藉，改业为良民”。（这是明朝以来的弊政，战俘和罪人亲属归入此藉，子孙即永远不得出头。） 

　　六月，命京师八旗无恒产者，移驻热河恳田。（拿自己人开刀，真是活的不耐烦了。） 

　　八月，谕诸盐政约束商人，循礼安分，严禁奢靡。（想切断官商勾结，断人财路，岂不招怨？） 

　　九月，除绍兴府惰民丐藉。（这些人是明初俘虏张士诚部下的后人，一直被编为惰民或乞丐，有没有机会翻身。仁政！） 

　　十一月，下令禁止贩卖人口。 

　　十二月，处理基督教事宜。 

　　...... 

　　五年九月，给各省入川逃荒之民，以牛具籽种，令开垦荒地。 

　　...... 

　　十三年四月，停旌表烈妇之例。（解放妇女，免受三贞九烈虚名所束缚。）后又“谕审案不许株连妇女”。 

　　他做的事情太多，列举太繁，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查资料。 


　　 

　　（五）雍正之明 

　　在谈及农业经济的开发之时，他说：“谕各省凡有可垦之处，听民相度地宜，自垦自报。地方官不得勒索，胥吏不得阻挠。”他生于深宫，长于皇族，又是九五之尊，却明白知道且指出地方官的惯性勒索和基层干部的有意阻挠，并明言禁止，非常难得。想想我们现在很多领导，生于农村，长于农村，身处基层，却对很多事情一问三不知，不知道他是真笨还是装傻。而且这个问题至今尚未解决，也是应该好好想想的事情。 

　　雍正用人，“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”，“宁可用黠而能者，不肯用愚而廉者”。如果学问好、品德好，如张廷玉等人，给与高位，留置内廷；出身功名不高，却别有才能的，如田文镜、李卫等人，便委以重任外放；至于科名渐进的人，虽词章华丽，也只能安置在翰林馆。 

　　 

　　（六）雍正为政之勤 

　　据说雍正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以批阅奏章为乐的人，要不然确实很难理解他数十年如一日，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处理朝政。他在短短的十三年当政时期，批阅奏章无数，而且意见精详内容具体繁简合适，与此同时，他又下了很大的功夫在佛学上，做的佛学笔记还超过奏章。 


　　（七）雍正与文化、雍正与佛学 


　　（八）雍正与康熙、乾隆政绩比较 

　　康熙算是开国的君主，大清帝国到了他手里才打下来，政权才算安稳。打是打下来了，治理黄河和运河又耗费了他太多的精力，别的事情却有些力不从心了，只好留下一个烂摊子，幸好他有那么能干的一个儿子雍正，要不然大清还不知道到底能撑几年。 

　　雍正当国十三年，政绩比康熙六十一年毫不逊色，客观讲还超过康熙。乾隆是个有福的人，确如康熙所言。祖父打下了天下，父亲治好了天下，他不用操什么心就过了舒服日子，可以随便浪费雍正的成果，可以志得意满自称什么“十全老人”，不过平心而论，乾隆也算得上是个明君，可惜晚年信了一个和绅。兼又好大喜功，乱打仗，把大清朝的底子给折腾的差不多了。 


　　（九）大清三帝与历代明君比较 

　　大清三帝与中国历代王朝比较都不逊色，甚至可以说超过汉唐，只是在满汉民族争议方面有所缺失。一则是大清的版图是除元朝外最大的，。二则连续数代明君，各朝未见。三则政治清明，没有发生历代如女祸、外戚、太监、藩镇之弊。 


　　 

　　总的来说，雍正精力过人，喜欢办事，又不怕繁琐，可以说是天生的政治家。他自奉甚薄，虽然查办经济，却只是为了国家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，饮食色欲的要求都很一般，也不穷兵黩武好大喜功，为了自己的名声贻害百姓。他把整理财政所得，都用在了免赋、赈灾、浚河、筑堤等方面。 

　　他实际上身兼皇帝、宰相两职，而且两职做的实在都不赖。为君前文已经可以看的出，为相的政绩和作风并不输于明朝名相张居正。就事论事，他虽然不是无可指责，但是的确比康熙乾隆都高明的多。 

　　他对全国的政务了如指掌，又知人善任，知道多数督抚的能力，有时候也特别提拔下层的下官。他在位期间，政治清明，贪污腐化的情况极好，是中国历代鲜见。 

　　他一生潜心佛典，深谙“办事定”的学养，以“举世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非之而不加沮”的精神，毅然进行改革，惩治满汉权臣，整顿田赋财税，即使是兄弟宗室也毫不留情，堪称“大无畏”。 

　　他的为政之道，使人不敢欺，亦不可欺。内肃权贵，不避亲疏；外立纲常，赫如烈日。可以说是历代定鼎守成帝王中的一代奇才。 

　　然而，他生平结怨甚多，杀人也不少，对付政敌也够残忍，虽然说很多是罪有应得或无可奈何，也还是有“芝兰当门，不得不锄”的情况，毕竟逃不了“刻薄”、“狠毒”的苛评。只是，唐太宗、宋高宗也有骨肉无情之事，却未得此评，岂非可思之事。不过，“为德不周，为仁不达”的说法，他总是无可推脱的了。 

[完]
事实上我对雍正并不了解，但是基于工作的关系，我所接触到的资料渠道，要比一些真正想去了解的人多，对于疯狂影子的文章，由于缺少资料，基本上主观判断的多了一些，但是比一些民间流传的传记故事，要更接近真相。对此我愿意为他补充几点。首先要说的，即使是我们，有一些资料也并不是想看就能看，如果不是专门去做课题，我们也不可能专门去寻觅专业资料，我所引用的都是记忆中的一些东西，并不保证百分百的正确。

首先我还是要说遗照，事实上康熙遗照确实存在。而且在学术界，这分遗照也的确是质疑雍正即位的正统性重要证据，但是所有疑点并不如民间流传的那样，如疯狂影子所述清朝的圣旨为示郑重，均需用几种文字书写，而传位诏书如此重要的文件，更需用满蒙回汉藏五族文字书写，这份遗照恰恰缺少这个，通篇皆是汉字，而且字迹拙劣并不是康熙亲笔起草书写的。关于遗照学术界一直有两种意见，一种说是假的，为雍正伪造，一种说是真的，的确按照康熙意愿起草的！第一种没什么好说的。说也没什么意思。我想大家都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判断。

但是第二种意见应该需要一番解释，后大家才能了解他的意思。现在千头万绪从何说起呢，哦……？

首先这份遗诏太像造假的了，对于雍正的即位根本没有任何正面帮助。如果雍正蠢到制造这份遗诏的话，无疑是在给自己制造麻烦，要知道遗诏是需要传阅天下的，至少诸位王子和首辅大学士皆需过目！而这份遗照如果没有别的什么有利证明，更本不具有任何说服能力。也就是说雍正更本不可能凭借这份遗诏登基为皇！但这份遗诏也的确，郑重其事的收录内务府，记入正史！并说明为康熙传位遗诏。这并不和逻辑，而雍正的政敌并没有利用这一点，正面挑战雍正就更不和逻辑了。出现这种情况，除非是雍正有着别的不容质疑的证明。比如康熙的亲口委任宣诏书先一步确立雍正的储君地位，所以这份诏书才能不合逻辑的存在！而根据清庭记载的康熙临终召见人员和一些无关紧要的皇子的态度！这种假设是成立的！
好了就说到这里吧！下次再说别的！]]></description>
<link><![CDATA[http://bluemask.net/p/52/]]></link>
<pubDate>2003-07-05 16:00:00</pubDate>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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